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,营商环境越来越重要。
既是生产力又是竞争力,这早已形成共识。
谈营商环境,最常见的是几组数字:
审批材料减少了哪些,办理时间压缩了多少,多少事项实现“一次办”。
这些当然重要,好的营商环境,从来不只是这些。
项目落地以后,厂房能不能用,电力够不够,研发有没有平台,产品能不能找到客户。
前一组数字越来越漂亮,后一组问题可能迟迟无解。
有的地方,招商时承诺“金牌服务”,企业遇到没有先例的技术问题,强调有“有风险,再等等”。
另一些地方,面对同样的问题,第一反应是组织专业论证,在法律和权限范围内寻找解决路径。
不同的营商环境,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不同的认知水平。
01 政策密集出台,能否进入企业经营
今年,营商环境再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高频议题。
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,提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202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,提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,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、高质量发展。
前段时间,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;第二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,又要求在统一大市场建设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。
省级层面的动作,也更加密集。
截至目前,据不完全统计至少23个省级地区已公开发布或审议通过年度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文件。
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上海、江苏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广东、宁夏、新疆等14地,以行动方案、实施方案或工作方案搭建全年制度框架。
在法规层面,上海、吉林、河南修订后的“优化营商环境条例”,也在2026年开始施行。
北京、海南、甘肃分别通过工作要点或重点工作安排明确年度任务,重庆直接列出158项年度工作任务。
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青海,则以“若干举措”“若干措施”集中处理经营主体反映较多的堵点。
从政策动作到经营结果,中间还隔着一层。地方究竟怎样理解企业,又怎样界定政府对企业发展的责任。
如果一个部门只对流程办结负责,那么企业的问题一旦超出审批清单,就很容易无人承接。
地方把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公共条件也视为政府责任,才会继续追问手续办完以后,还有哪些共性障碍卡着企业?
所谓认知水平,最终不是一句“重商亲商”的表态,而是两种不同的行动方式。
只解释为什么这件事不归自己管,还是推动相关部门共同解决;只把企业送进园区,还是继续关注项目能否投产、有没有订单和怎样生存下去。
当一座城市的决策者,认知如果仍停留在“管企业”,没有转向“服务企业经营”,流程再精简,也只是办事提速,解决不了经营中的问题。
02 既是市场结果 ,也关乎着营商环境
企业盈利,首先取决于产品、技术、管理、价格和市场判断。政府不可能保证某一家企业一定赚钱,也不该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兜底。
但企业有没有开展经营的基本条件,并不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。
2026年9月,上海召开园区营商环境座谈会,专门听取11家民营中小园区的意见。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,很少停留在“办证慢不慢”。
有园区提出,工业用地上的载体装修报建仍有堵点,老旧园区改造缺少适用路径,部分园区晚间通勤不便。还有企业需要共享实验室、GMP中试基地和公共检测平台,却很难靠自身力量从零建设。
2023年9月投运的互联宝地·滨江园,是宝武(上海)碳中和产业园的核心启动区,也是上海市唯一以“碳中和”为主题的市级特色产业园区。
2026年3月至6月,园区累计带看161组,拜访产业客户120组,一些优质企业最终卡在厂房承重和电力条件上。
企业有投资意愿,园区也找到了项目,问题却出在设备放不下、电力带不动。这样的障碍既不是企业产品竞争力不足,也不是招商人员再多跑几趟就能解决。
这些问题,并不属于同一责任层级。单体厂房的承重与改造,首先涉及产权方、运营方和企业之间的安排;园区电网、交通、规划适配以及共享实验室、中试和检测平台,则往往带有公共配套或共性服务属性。
政府需要做的是协调规划和规则、补齐公共配套、推动共性平台开放,而不是替每家企业承担个性化改造成本。
面对新业态、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,好的营商环境也不是一律放行。
若是论证的,可以组织专业论证;如果调整规则,应当在法律和权限范围内推动完善。
真正需要避免的,是用“过去没办过”代替判断,把政府内部协调和专业决策的成本全部留给企业承担。
因此,政府管企业能否赚到钱,管的不是利润数字,而是利润形成之前的公共条件。
好的营商环境不能替企业创造竞争力,却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与企业能力无关、单个经营主体又无力解决的障碍,让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到产品、效率和市场上。
03 办事检验效率,政府产业组织能力
企业办事顺不顺,检验的是政府的办事效率。
材料能否减少、流程能否合并、审批能否提速、政策能否直达。
企业能不能做成生意,面对的则是行业和市场的考验。
如何找到供应商、客户、人才、资本和技术服务,怎样完成研发、测试、中试、量产和销售。
前者让企业进得来,后者决定企业能不能运转起来。任何一个环节长期接不上,项目都可能停在“已经落地、尚未经营”的状态。
这正是,行政效率与产业组织能力的区别。
上海营商环境9.0版行动方案首次把产业生态放到核心位置,提出建设概念验证、中试等成果转化平台,搭建链主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常态化交流平台,并完善园区、楼宇的一站式综合服务。
上海市发改委在公开解读中,把这一方向概括为为企业营造“能赚钱的产业生态”。
这里的“能赚钱”,不是政府给企业派订单,也不是用地方保护把市场留给本地企业。
指向的是另一种能力,把分散在政府部门、链主企业、高校院所、金融机构和公共平台中的资源组织起来,降低企业寻找资源、验证产品和建立交易关系的成本。
这些工作,比审批提速更难。
审批事项通常有明确的办理部门和流程,产业问题却往往跨越多个部门。载体、电力、技术平台、应用场景、人才服务可能各有归口。
因此,产业组织能力不只是开几场供需对接会,而是能否把落在部门边界之间的问题接起来,把已经存在的资源转化成企业可获得、可使用的经营条件。
如果一家企业两天就办完手续,投产后却长期找不到配套、用不起公共平台、接触不到场景和客户,这个地方的行政报表可以得高分,企业的经营感受仍可能不及格。
04 企业扎根发展,检验好的营商环境
营商环境到底怎么样,还是企业家最有发言权。
当关注企业经营结果,最容易被误解为政府要替企业找订单、保利润。
因此,还需要把政府服务企业的边界说清楚。
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从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、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、影响生产经营成本、影响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方面,把审查标准细化为66项具体情形。
地方改善企业经营条件,必须在统一规则下进行,不能以服务企业之名排斥外来经营主体或限定交易关系。
2026年9月,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和自主经营的典型案件,涉及设置本地注册等歧视性条件、限定交易对象、签订排他协议、拖延外来经营主体准入。
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少数企业在短期内获得订单,却破坏了公平竞争,也会把所谓“帮助企业赚钱”变成对其他经营主体的排斥。
公共平台可以开放,供需信息可以撮合,应用场景可以按透明规则提供,要素堵点也应当解决。但政府不能指定谁必须购买谁的产品,更不能用排他安排为特定企业制造利润。
这条边界划清以后,“企业能否赚到钱”才会成为有意义的检验尺度。
我们认为,检验的不是政府有没有给企业特殊照顾,而是企业能否依靠自己的产品和效率,在一个成本可承受、规则可预期、资源可获得的环境中形成收入。
对招商引资来说,如果工作只考察签约、注册、拿地和开工,服务就很容易停在项目推进的表面。
只有继续观察企业能否投产、达产、形成稳定收入并愿意追加投入,地方招商工作才会看到一条完整的项目生命线。
回到招商引资,一系列政策创新,一揽子实干措施之外,如何让企业家们对发展前景更安心、对营商环境更放心、对城市氛围更暖心,这对一座城市的投资环境的构建至关重要。
写在最后
优化营商环境,政府的服务是理解企业发展的真实痛点,并在认知上与之同频。
营商环境好,市场主体涌入,公共资源的成本被摊薄、稀缺要素的价值被抬升,进一步吸引和带来更优质的资源。
营商环境差,不能给市场主体以安全感和稳定的预期,所有要素的价值都将大幅贬值乃至一文不值,从而形成负反馈。












